数字经济面临的治理挑战及应对

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在数字技术研发，数据开发与应用，数据风险与安全，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快布局。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倡议；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

数字化与数字经济

数字化被认为是信息处理的一场革命。数字化转型，即通过开发数字化技术及其支持能力，构建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新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在4.5％～15.5％之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7.85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2020年，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考验，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热门话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数字产业化，就是要推动数字相关产业的优化升级，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提，主要涉及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信息通信业等产业，以及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5G等新兴技术。产业数字化，就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对产业链上下游全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说到底，就是通过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来赋能实体经济。产业数字化在我国催生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比如以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制造业融合新业态，以及以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服务业融合新业态等。

数字经济的运行特点

数字经济具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生产，流通等环节经历着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业态的出现带来的是与传统经济业态大相径庭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模式。比如，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中间商存在的必要性大大弱化，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

数字经济具有更快的创新速度。相比传统经济，数字经济的信息技术含量更高，而信息技术的一大特点就是迭代更新速度很快。比如，计算机领域普遍存在摩尔定律现象，存储器，芯片等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技术革命带来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经济运行模式快速变化。与摩尔定律相对应的达维多定律告诉我们，企业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产品，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产品，被动地以第二或第三家企业的身份将新产品推进市场，获得的收益将远不如第一家企业。因为尽管第一代产品不够完善，却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企业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数字经济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数字经济具有更广的辐射半径。数字技术突破了国家或地区的地域，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进行，经济交往中的沟通，交易，物流等成本大幅降低，辐射范围更广，能够突破原有经济交往半径，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交易。也就是说，数字经济以更加快速的渗透能力，把各行各业融合得更彻底，各行各业的经营半径互相渗透甚至叠加，使得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都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数字经济具有更强的规模效应。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梅特卡夫的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信息资源的奇特性在于，它不仅可以被无损耗地消费，而且信息的消费过程可能同时就是信息生产的过程，它所包含的知识或感受在消费者那里催生出更多的知识或感受，即需求创造了新的需求。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资源总量就越大。因此，数字经济网络上的节点越多，其规模经济的“增值”效应就越明显，网络产生和带来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呈指数级增长。